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。
二月十三日,红色电波越过崇山峻岭,传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,大意是: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,批判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,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;中央苏区的斗争主要是坚持游击战争,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“清剿”政策,组织方式、斗争方式必须与此相适应。
深受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之苦的陈毅同志,看了电报,受到极大的鼓舞,非常高兴地说:“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,革命就有希望,我更有信心了。”
项英同志却不同意这种看法。
陈毅同志说:“我就是相信毛泽东!他领导苏区时,队伍由小到大,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,苏区扩大到二十多个县,几次反'围剿’都胜利了。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,就打败仗,第五次反'围剿’失败了,中央苏区也垮台了,这样的中央能信任吗?”
项英同志说:“现在是非未定,是军事上的错误,不是政治上的错误。”
陈毅同志说:“那有军事上的错误与政治上的错误没有联系呢?只不过是当前先解决军事领导问题,赶紧北上抗日!”
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,尽管对过去的斗争看法不同,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,项英同志还是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,决定组织突围。
从二月中旬开始,着手收拾摊子。中央苏区的坛坛罐罐,主力红军走时带走了不少,也还留下了一些军械、机器、医药、书籍,还有最宝贵的财富钨砂(那时蒋介石要这个东西。苏区对外贸易,敌人什么都禁,这个不禁,而且出几倍的价钱收购),都要一一埋藏。
重要的是伤员安置工作。在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,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人,轻伤员随队走了,重伤员还有两千多人,疏散工作相当难做。因为陈毅同志也是伤员,项英同志就要他去做动员工作。
陈毅同志扶着拐杖,走到伤员的住地,心情沉重地对伤员们说:“中央苏区失败了,但革命不会失败1革命的火种不灭,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。现在形势险恶,不能把你们带着走,只能把你们安置到群众中去。等形势好转了再回来接你们。同志们要千万珍重,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。万一遇到敌人;只能牺牲自己,不要连累别人。”
伤员们认真地听着,有的说:“只要革命有希望,我们就安心了。”还有的说:“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,我们有办法对付敌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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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毅同志又去找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,把这些伤员委托给他们。陈毅同志说:“你们把这些同志带回去,做儿子也好,当女婿也好。他们伤好了,多一个劳动力,也多一个报仇的人。”
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连的。听了陈毅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以后,群众纷纷拥上前来,你抬一个,他背一个,伤员很快给安置好了。
从二月中旬开始,分成了五路突围。因为行动迟了,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的包围圈,开始向闽赣、闽西、湘南突围的三路,除少数冲出去外,大都被敌人打垮了。剩下两路还留在仁风地区,一路是中央分局、中央办事处和红二十四师的七十团,一路是我们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六团。那时候,四面是敌人,到处是枪声,这里喊捉,那里喊杀,形势十分危急。
三月三日的午后,在一个山坡上的树林里,陈毅同志亲自对最后突围的两路人员作了动员。他腿伤未愈,身体很瘦弱,讲话的声音却是洪亮而又坚强。他说:
“目前的形势是险恶的,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,我们要杀开一条血路,突到敌人包围圈以外去,开展游击战争,争取新的胜利。”
陈毅同志深情地望着我们每个人的面孔,从容地说:“红军的干部、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,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,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。真正的英雄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,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……。”
向那里突围,项英、陈毅、贺昌三同志曾经作过分析。陈毅同志向大家讲了选择和确定突围方向的过程:第一是到福建去,那里是老游击区,距漳州、香港较近,便于找到和主力红军联系的途径,但途中要越过高山大岭,雨季难走,敌人封锁又严。第二是到东江去,那里路程较近,但系沿海地区,敌人交通发达,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,我们又没有根据地可依托,站不住脚。第三是到井冈山去,那里地势很好,毛泽东同志曾经在那里建立红军的第一个根据地,但要过赣江。敌人对赣江控制很严,过不去。还有一条路就是到赣粤边去,那里敌人虽强,我们的群众基础也强,红二十二军就是在那里组建的。李乐天同志带了一支游击队早在那里坚持,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又成立了赣粤边特委,由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,并派杨尚奎同志任特委副书记。于是最后决定到赣粤边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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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毅同志的报告,大大激励了我们的斗争,大家纷纷表示坚决突出敌人重围的决心。’
当天下午,我们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六团就出发了。
出发前领导作了分工,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和我带领前卫部队,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随机关前进。
我们突围必经之地,驻有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,兵力五倍于我,装备良好,马岭、牛岭一带还筑有碉堡。
那天午夜,我们到达马岭附近,进入战斗准备。东方刚刚露白,战斗打响了。我们以猛烈的火力,压住了敌人的堡垒,前卫部队奋勇作战,迅速冲过了马岭和牛岭这两道关口。当机关人员随后到达牛岭附近时,遭到了敌人的阻击,一群群敌人从堡垒里钻出,象疯狗似地猛扑过来。我们的干部、战士勇敢杀敌,无不以一当十。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,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中;每前进一步,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。年轻英俊的蔡会文同志,沉着而机智地指挥作战,他命令重机枪连抢占牛岭以东的高地,集中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,命令阻击班从西面斜刺里插向敌人的堡垒,坚决把它炸毁。同时用密集的火力接应后面的部队和机关人员突围。
这天是三月六日,是难忘的一天。我们的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在战斗中壮烈地牺牲了。我们的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,也是在这次战斗中,身负重伤,不幸被俘。他在狱中坚强不屉,写下了“带镣长街行,志气越轩昂。拼作阶下囚,工农齐解放”的壮丽诗篇,于三月二十一日光荣殉难。
我们突破牛岭这道关口后,又不断地与前面拦路的民团、后面跟踪的强敌进行殊死的搏斗,终于在群众的支援下,从王母渡渡过了桃江,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边缘。
后来我听陈毅同志说,他们最后一路也是那天下午出发的。临行前,项英同志一定要发个电报给中央。贺昌同志(中央分局委员、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)不赞成。陈毅同志说,发个电报也好,报告一下整个中央苏区垮台了,这是个组织观念问题。贺昌同志很急,带了两个营先走了。他们在会昌过河时,遭到敌人伏击,两个营的部队打散了,贺昌同志顽强抵抗,寡不敌众,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守着电台,直到下午五点钟,才把中央的电台叫通,把突围的部署报告了中央。为了突围,只好埋掉电台、烧毁密码,从此就和中央断了联系,好象失掉了娘的孩子,一切要靠自己了。
晚上,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带一个营从山上出发,刚起步便来了一场倾盆大雨。天黑,伸手不见五指,路滑,走一步跌一跤,走了两个钟头,一问,才走了五里路。
刚下山便和敌人打上了,三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一百多人,项英同志也不见了。陈毅同志一面派人收拢部队,一面派人找项英同志。当天夜里,没有找到项英同志,部队倒集合了二百多人。’
次日清晨,项英同志回来了,他和陈毅同志带着一个不足数的营东奔西走,和敌人绕圈子。晚上又和敌人打上了,部队又被打散,这样下去怎么行呢?经研究决定,为了减轻部队负担,缩小部队目标,项英、陈毅同志带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。
但还是突不出去,只好又回来。陈毅同志说,上山找个树林躲躲吧。项英同志坐在地上唉声叹气,连说:“完了!完了1”陈毅同志说,沉着气,不要慌!项英同志说,好吧,听你的!
后来,项英和陈毅同志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同志。
曾纪才这一带的路很熟,几经辗转·,很快突出了重围。
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我们的部队登上油山,在一片密密的丛林里,和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、副书记杨尚奎以及他们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了,大家分外亲热和高兴,更令人高兴的是,登上油山,很快便见到了项英、陈毅同志,原来他们已先期到达。大家热情握手,纵情欢呼,
“我们胜利会师了!”
但是此时此刻,胜利的欢呼同沉痛的心情是交织在一起的。谁也不会忘记,我们这一路突围的一千八百多人,冲出牛岭关口时只剩下八十多人,经过沿途会合,到达油山的也只三百多人了。大家对牺牲的同志们,无不表示深切的怀念。特别是阮啸仙、贺昌二同志的牺牲,使大家万分沉痛。陈毅同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,写了一首《哭阮啸仙、贺昌二同志》的诗:
环顾同志中,阮贺足称贤。
阮誉传岭表,贺名播幽燕。
审计呕心血;主政见威严。
哀哉同突围,独我得生全。
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,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开始突围,整整四个月时间,项英同志对敌斗争还是坚持的,但在情况改变后,政策和策略不肯变,以致造故产重时损失。如果按照陈毅同志的意见,及早转变斗争方式,改变领导方法,肯定可以保存更多的革命武装i·保持更多的游击根据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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